一份判决书实际上就是法官向社会呈现的考试答卷。

人类社会中的任何政治制度，即使在其形成较为稳定的形式之后，也决不会臻于至善至美，总是会存在变革的空间，留有改进的余地。我们要的是这样的国家：它有这一切，哪怕暂时不稳定。

为了稳定的需要，必须设法控制人们通过传统媒体、出版物和新兴媒体等舆论公器自由表达意见与看法，这就得压制公民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因为在人类诞生之前，那个世界中这一切都没有，但是有稳定。国家一旦出现社会不稳定的迹象之后，当局克服统治危机的对策，总起来说，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是努力变革现行制度本身，从而及时为扩大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创造条件，以消除和平息社会不满，最终恢复社会稳定局面，是为治本。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尽管无疑将会令当局背上更加沉重的政治包袱，为社会留下了更加严重的安全隐患，使国家未来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但是维持体制不变的政治目的总算暂且达到了，虽然若干不祥之兆已经开始显露。成本如果长期高于收益，结果必将导致破产，这条经济学原理不仅对于一个企业或一家公司适用，对于作为经济共同体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也同样适用。

进入专题： 周老虎 维稳 。为了稳定的需要，也必须禁止自行成立各种行会组织，结果之一在广大农村地区使从事农业与养殖业的农民群体因分散与孤立而处于弱势地位，迫使其为增加收益而在农业生产中超剂量使用农药以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单产，在养殖业中同样超剂量使用添加剂以缩短动物生长周期。他后来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同民主法治原则就不那么协调。

54宪法只规定：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就这五个字。所以，我认为是否爆发革命，不是靠主观意志就能完全避免的。人大不能去审判案子，也不能直接去执行法律，这就是权力分工，亦即分权。法院审判的时候当然公民更参加了，原告、被告、律师不都是公民吗？所以再这样列举式地规定某些社会主体不能干预司法审判或者干预检察，就有很多漏洞。

相比同时代的英国，关了好几百人，却没有人去打英国的监狱，因为他们是经过了法律审判的这个正当程序，至少按照法律程序上是公平的，所以那时英国没有引起暴力革命。现在矛盾也很多，假如还是一直打压，人民没有反映其利益、意见的组织或渠道，那他只好乱来了。

另外我也考虑到，中国就是缺乏法治，也缺乏民主，我也是亲受其害，那时候我已经50岁了，我觉得能够为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做出点贡献，也不负此生。  制和治都分不清就是修补宪法缺陷的阻力 郭道晖：宪法这些规定都应该是约束我们执政党的，而不是约束老百姓的。所以82宪法作如此修改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邓小平其实看到了这些问题，他不是在1980年就做了一个《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么，里面提出要反封建，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

  82宪法缺陷是没建立违宪审查和权力制衡制度 历史：82宪法摆正了党权与国权的关系，提升了公民权利的地位，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进步。把宪法规定本来可以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的司法机关，变成只有互相配合，没有互相制约了，所以就导致冤假错案。如果这种集中没有分权的制约，人大犯了错误怎么办？比如说人大批准国务院的《劳动教养法规》，这是一个严重侵犯人权的法规，人大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郭老您认为82宪法中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缺陷？ 郭道晖：至于缺陷，我认为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制是立刀旁，按我们中国的说法，法制就是刀把子。人大审议这一条时大家都还没有觉察，但现在搞拆迁，主要是补偿房子的折旧费，而土地很值钱，却变成全部无偿归国有，地方政府一转手卖给私营企业就获大利，这很不公平。

其实我不过是懂得一点搞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文章速成法而已，对经济法并不深知。政法委可以在政策上指导监督司法机关或者立法机关，但它却变成一个公、检、法联合办公的机构。

所以有些保守势力阻力是很大的，他们不赞成。王汉斌（编者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同我谈过三次，后来他还以彭真的名义找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要调我，何东昌同意了，我不走也不行。82宪法里没有建立权力制衡的制度，还表现在司法没有独立。因为当时我们全国人大要起草和通过一个《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国人可以占一半或者少一点股份，那时一般是外国人占有49%的股份，我们51%。  嘉宾简介：郭道晖，著名法学家，法治思想家，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哲学讲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等。75宪法中公民权利只有3条，82宪法有18条。

但他这种开明的民主法治思想并没有完全占统治地位，包括邓小平自己也还没能摆脱旧思维旧制度的束缚，因为他也是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所以只服从法律这样提法就比较准确。

所以为什么拆迁的问题那么大，甚至因为这个死人的事情都有，这一条必须通过宪法解释来弥补。这一条在当年制定的时候，我认为还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讲的社会组织是针对文革的造反派组织。

中国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注意，认为城市的花园、街道、公路当然为国家所有，毫无疑问，没想到导致了现在的拆迁问题。

去法制委员会的第一天，王汉斌就说你赶快写一个材料，研究一下列宁怎么论租让制的。但我看到有历史资料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民首先是攻打巴士底狱，其实那时巴士底狱只关了几个老百姓和外交人员，但因为他们都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关了起来，所以激起了民愤，攻打巴士底狱就成为法国革命的导火索。因而要通过《合资法》，就遇到很大阻力。这虽然意味著会发展资本主义，但并不危险，租让制只是一种租借合同，资本家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是一部分国家财产的承租者，不是所有者，所有权仍属于国家。

82宪法经过4次修改，后来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是很重要的、很伟大的事情。告别革命，这是好的主观愿望，但主观愿望要靠好的政策和法治、民主来实现，而不是靠打压、靠稳定压倒一切来解决，还是要靠改革，而且是政治改革。

可是现在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就等于说私人房子底下的土地全都收归国有，一句话就把城市的居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最明显的阻力还是我们的旧思维、旧体制还没有来得及转变和改革。

现在事实上法院检察院的司法活动也是有公民参与的：陪审员不是公民吗？检察院也设立了人民检察员，也是公民担任。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实在看不下去。

党内高级干部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迫害，所以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没有法治的状况很痛心。治是水旁，水则代表人民，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所以人民是治理的主体，权力是归于人民的。现在提倡大家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我还没看过那本书。中国过去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1979年的《北京日报》在某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发表文章，说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农民过去没有经济自由，带几个鸡蛋到市场上去卖都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后来安徽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偷偷按手印，才带头搞了包产到户。但是再前进一步，要发展法治，你不搞政治改革就很难了，如权力制约等问题。

82宪法则直接将公民权利上调。那时候人民受苦，受剥削压迫，知识分子受迫害，国家很贫弱，经济破产（抗战前能买一头牛的钱，到那时只能买一盒火柴，学生每月伙食费要100多万元）。

列宁指出，如果我们不善于把外国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就不能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据反应，此文在促使政治局顺利审议通过合资企业法草案，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好评。